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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欄目: 科研動態]
光明日報:歐洲文明的早期構建
2018-09-03 10:45  

歐洲文明是什么?是近代以來國人不斷追問的話題之一。我校侯建新教授任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歐洲文明進程研究》,由國內外12所高校和科研機構學者組成研究團隊,經年八載,即將收官,最終成果分為17個專題即17卷,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并被列入“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計劃。以下三文擷取了部分成果之片段,在《光明日報》(2018813日)刊出。

歐洲文明是次生文明

歐洲文明屬于次生文明,來源有三。一大來源是古典文明,即古希臘羅馬文明,其對歐洲文明有著極其深刻和廣泛的影響。不過倘若認定歐洲文明是古典文明的翻版或延伸,似乎又失之簡單化,以前討論較多,此不贅述。第二來源是日耳曼人的歷史傳統。當時日耳曼人被稱為野蠻人,作為主導性族群入主西歐后便不可避免地帶來日耳曼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中世紀西歐是鄉村的天下,以往教科書講鄉村主要講莊園,當下歐洲史學界則越來越重視村莊共同體的作用,即日耳曼人的村社傳統。我們認為,莊園的存在不可否認,然而莊園的作用不是唯一的,村莊共同體仍然保持著重要職能。日耳曼人村社制度被稱為馬爾克(mark),它代表著日耳曼人典型的傳統方式,諸如定期召開村民大會、實施敞田制、輪耕制、公共放牧制度,等等。又如中世紀村莊的莊園法庭,每個出席法庭的人都有裁決的權利,后來的法庭陪審團也是由佃戶組成,所謂“同儕裁決”即來自日耳曼遺風。馬爾克制度對中世紀的歐洲影響極其深刻,鄉村公共生活到處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足跡,以至中世紀鄉村組織明顯呈現雙重結構,稱其為“莊園—村莊混合共同體”,更符合歷史原貌。第三來源是基督教?;浇坍a生于羅馬帝國晚期,經過“三百年教難”,很晚才被承認,真正發揮社會性作用是從中世紀開始的?;浇虒W洲的影響幾乎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歐洲文明又被稱為基督教文明??傊?,歐洲文明是次生的、混合的文明,其創生過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嬗變過程。就文明核心價值而言,現代歐洲社會不是與古典希臘羅馬接軌,而是與中世紀接軌,因此,中世紀是歐洲歷史真正的開端。也就是說,羅馬帝國覆亡標志著古典文明的完結,隨著日耳曼人的到來,歐洲歷史浴火重生,蛻變成一種嶄新的文明。

轉捩點:歐洲封建制啟動

當下人們不再簡單地認為歐洲中世紀是“黑暗的”,不過稱其特定的一段時期為“黑暗”并不過分。羅馬帝國覆滅到封建制度確立時期,歐洲混亂無序,暴力橫行。內部失范,外部勢力就會入侵。彼時歐洲三方受敵:北部是維京海盜的騷擾,東部則是馬扎爾人的入侵。起源于西亞的馬扎爾人采取恐怖的屠城政策,令歐洲人聞風喪膽。南部阿拉伯人的威脅尤為嚴重,西班牙半島已被征服,如果不能阻遏其北上的鐵蹄,歐洲也許不復存在。此時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正在推行采邑制改革,轉折點是查理·馬特指揮的普瓦捷戰役取得勝利,從此阿拉伯人被阻隔在比利牛斯山以南,喪失了大規模進攻之力。普瓦捷戰役使歐洲避免了其政治版圖被改寫的厄運,不唯如此,更重要的是它賦予了歐洲文明新的生長點,因為它證明了馬特改革之成功:一方面將騎士義務和采邑封授制聯系在一起,從而獲得有效抵御外敵入侵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利用領主附庸關系將不同等級的人整合起來,無意間產生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即采邑制,后來被稱作“封建制”。歐洲封建制具有強制和自愿投靠、暴力和原始契約因素混為一體的雙重氣質,使歐洲在混亂中找到歸屬,在無序中建立有序,從而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特被稱為“歐洲封建制之父”。

歐洲封建制的核心是領主附庸關系。首先,封建制認為雙方的身份不是平等的,事實上,該約定正是明確規定了領主和附庸不平等的身份。從此,附庸聽從領主的號令,為其牽馬墜鐙,沖沖殺殺,成為領主的人(homo),顯然它是人身依附關系的一種形式。其次,雙方的權利義務是不對等的,附庸總是付出多,收獲少。最后,雙方按照慣例而行,而且一經約定不能輕易解除,甚至世世代代不能解除。當然封君對封臣也有義務,一是提供保護,二是提供采邑。雖然雙方權利義務關系不對等,但既定權利義務的規定卻得到封建法保護,不易改變。其中附庸的任何義務都是限定的:如軍役有限期,一般是一年40天;又如一年款待領主的次數、領主停留的時間甚至領主隨從人員和馬匹的數量,以至膳食標準等都作出詳細規定。也就是說,領主附庸不僅有相互的權利和義務,也有相互的法律制約。領主依法懲辦附庸,附庸同樣可以依法質疑領主。值得注意的是,附庸的權利得到法律認定和保護,其邏輯的演繹勢必產生附庸的“抵抗權”,即附庸對違規領主的抵抗具有合法性,不違背封建道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封君封臣關系被認為具有一定的契約因素。有法律性約定才會有真正的談判和協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等級對抗形式的多樣性得以理解,除暴力之外,還有談判、法庭抗辯與法庭仲裁、貨幣贖買等。

與此相聯系的王權則是有限王權。法蘭西是歐洲封建制的策源地。9世紀末,法蘭西鄉村大地上,私人城堡縱橫交錯,而這些軍事設施從未經過王權的允許。莊園是王國的基本單位,國王卻不能支配王國的每一個莊園。國王封授出去的采邑,或者早已世襲傳承的封地,已歸貴族支配,國王難以染指。中世紀檔案里,國王和某貴族因土地產權爭議而對簿公堂的案例屢見不鮮。實際上國王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全國的土地,在王室領地之外他不能越界占用任何一塊土地,也不能隨意拿走其他領地的一便士。只有王室領地,才是國王直接掌控的土地,也是其消費的主要來源,所謂“國王靠自己過活”。即便在自己的領地內,國王像其他領主一樣,還受到莊園習慣法的制約,莊園向國王提供多少農副產品、何種農副產品也是被限定的。到了收獲季節,這些產品被運送到國王駐地,但更多的時候國王需“巡行就食”,即國王巡行于屬于自己的各個莊園之間,消費那里應當提供的產品。食物運到王室駐地的費用昂貴,運費往往由國王支付,所以國王寧愿就地消費。德皇康拉德二世曾經從勃艮第旅行到波蘭邊境,然后返回,經過香檳,最后回到盧薩提亞,一年旅途的直線距離竟達1500英里左右。

“歐洲達到了它的第一個青春期”

經過中世紀早期的混亂,經歷不同文化的沖撞與融匯,一種新的社會模式即歐洲文明的雛形逐漸生成。歐洲文明形成是歷史的產物,這一歷史過程與該時期三位人物的名字無法分開。一位是前面述及的查理·馬特,他取得732年歐洲保衛戰的勝利,確立封建制度;一位是他的兒子矮子丕平,獻土教皇,使之成為后來教皇國的基礎,拓寬了世俗權力與教會權力的關系;另一位人物是查理大帝,在公元800年接受教皇的加冕,為推廣歐洲封建制度、確立歐洲核心版圖作出重要貢獻,因此被稱為“歐洲之父”。進入公元第二個千年后,歐洲逐漸穩定下來,出現第一次文藝復興,羅馬法復興,還出現了最早的大學、新興工商業城市以及大規模的墾荒運動。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羅代爾說,11、12世紀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歐洲達到了它的第一個青春期,達到了它的第一個富有活力的階段。

自此歐洲文明的腳步加快。隨著時間的推進,附庸的權利乃至平民的權利在不斷伸張,成為中世紀演進的一條主線。歐洲文明的發展就是民權與王權不斷博弈的過程。在封建法里,附庸本來就有一定的地位和權利,何況領主與附庸權利不是靜態的,而是互為消長的。一般耕作者以及普通民眾也在發展,標志性成果是農奴制的解體及“第三等級”的出現和成長,后者也就是富裕市民和農民,排在世俗貴族和僧侶貴族之后,成為議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重要的納稅人,第三等級越來越舉足輕重,逐漸成長為王國財政的基礎,也是國王征稅的重要協商對象。第三等級的狀況表明基層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生產效率在增長,普通民眾的消費水準亦在提升,先后出現聞名于世的飲食革命、服裝革命、住宅革命以及思想解放運動即“文藝復興”,與中世紀漸行漸遠。事實上,社會發展最終取決于普通民眾的生活和觀念的變化。顯然,現代歐洲與中世紀之間沒有一道萬里長城,經濟社會發展是一點點的積淀蘊化而來,有沖撞和變化,更有傳承。

(作者:侯建新,系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歐洲歷史上城鄉關系的演變

在歐洲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進程中,城鄉關系及演變往往是社會變革的先導和標志?,F代歐洲文明的邏輯與歷史起點始于公元5世紀,然而從那時直至10世紀,除了一些羅馬時代城市遺跡殘存外,歐洲僅有“鄉村這個歷史的舞臺”(馬克思語),城市幾乎不存在,更毋論城鄉關系。11世紀后,歐洲城市廣泛興起。此后可以說,在歐洲文明發展的各個節點或關鍵時刻,都有城鄉關系的重大互動作為標志。

鄉村的發展促使11世紀后歐洲城市的興起。除個別外向型國際貿易城市外,中世紀城市尤其中小城鎮是歐洲各地區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一方面,封建關系的確立和鞏固促進鄉村生產力水平提高,如鐵制農具推廣、二圃制三圃制流行等,使農業所生產的糧食在滿足鄉村基本需要外有些剩余,這就為部分鄉村人口脫離農業而專事工商業、并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提供了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鄉村特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農民家庭土地保有量未有增加甚至還因析產繼承等制度而有所減少,從而各個家庭的生產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生存需要,排擠出的那部分人口便成為城市最早的人力資源;第三方面,農村所提供的剩余糧食主要來自鄉村的領主莊園,而莊園手工業技術落后、產品低劣,不能滿足領主對高檔手工業品乃至奢侈品的日益增長的需求,因此需要專門人員來從事工商業,這就為初興的城市工商業提供了市場需求。因此,中世紀城市最初是作為鄉村經濟的補充而出現的,是所在農村地區的工商業活動中心。作為手工業中心,城市主要為周圍鄉村居民提供中高檔手工業品,提供專門化的勞務服務,這些手工業部門是城市賴以生存的“基本”行業;作為商業中心,城市是自身所產手工業品與周圍鄉村農產品互相交換的場所,是周圍鄉村居民相互間交換剩余農產品的場所,還是周圍鄉村產品向外輸出、國內外貿易商品輸入的對外窗口。

中世紀城市產生后,逐漸脫離鄉村農業社會的羈絆,獨立自由地發展,最終成長為培育歐洲文明成長的孵化器和搖籃。其一,中世紀城市是一個能將歐洲各種文明元素進行聚合和整合的場所;其二,中世紀城市又能使原有的文明元素得到改造、升華,直至產生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有助于新的文明因子產生;其三,中世紀城市形成的良好的經濟社會機制,創造和培育了許多新的文明因素,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諸多新經濟方式,自由、平等、法治等歐洲政治文明精神內核,新生的社會力量——市民階級等,以及新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觀念等。

中世紀城市越來越凸顯新的本質,必然與封建性質的鄉村形成矛盾和沖突。按照馬克思的論述,中世紀歐洲城鄉之間是一種對立關系。在馬克思看來,中世紀歐洲在政治上,“到處都是農村榨取城市”,這是因為住在農村莊園和城堡、作為鄉村社會代表的大小封建領主在政治上統治著城市。而在經濟上,卻是“城市通過它的獨占價格,它的課稅制度,它的行會制度,它的直接的商業騙術和它的高利貸剝削著農村”。這種對立關系在動態發展中不斷變化,誠如著名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所指出的,城市發展到一定水平,會對鄉村的封建農本經濟形成“侵蝕和瓦解”,“商業和城市經濟也就由封建農本經濟的附庸,變為它的對立物,終之取得對它的支配地位”。因此,在城鄉關系上,中世紀歐洲城市是逐漸由被動方和附庸補充變成主動方和支配者的。最初,在城市工商業基礎上形成的商品貨幣關系,以極強的滲透力深入農村,沖擊農村的封建關系,促使封建勞役地租折算為貨幣地租,進而解構了封建農奴制、莊園制,促使農村自由勞動力的產生;同時也促使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經濟過渡。而到中世紀末期和近代早期,由于行會等封建因素束縛城市新興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商人資本以及部分城市熟練工匠開始向農村轉移,加速了在農村已然興起的鄉村工業(原工業化)大發展。城市資本逐漸將鄉村工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將鄉村變成了自己的經濟“領地”,取得了對農村的支配地位。鄉村工業的利潤多為商人資本所獲,財富最終又回流到了城市,促進了城市繁榮,如倫敦在16、17世紀膨脹性發展,兩個世紀中人口增長了13倍。

更重要的是,隨著城市商人資本所控制的鄉村工業的發展,又推動了鄉村的進一步變革。如在英國鄉村,16世紀出現了一個“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新的小農階級”(馬克思語),他們成為推動鄉村前進的最有生氣的社會力量之一。同時,鄉村農業也走向商品經濟化:一方面為工業提供原材料,如養羊、種植染料作物,另一方面為日益增多的城鄉非農業人口提供糧食和畜牧產品等基本生活資料。而在一些特定的原工業化地區,鄉村工業有著越來越明確的分工,初級的生產環節在村莊里進行,高級的、最后的精加工環節則在新興的鄉村工業城鎮里完成;而且,鄉村工業原材料的輸入與分配、最后產品的交易和向國內外市場輸出,都由這些新城鎮把控。雖然在生產上是城鄉呼應,但這些新城鎮無疑是鄉村工業區的控制者。這些鄉村工業區一般以某個或若干個新城鎮為中心,如英國,曼徹斯特、利物浦是蘭開夏棉紡工業區中心,伯明翰是西密德蘭“黑鄉”鐵工業區中心,利茲是約克郡西萊丁毛紡區中心,謝菲爾德是南約克“哈蘭夏”鐵制品生產區中心,紐卡斯爾是英格蘭東北部采煤區中心等。隨著鄉村工業發展,這些原工業化地區中遍布工業小城鎮和工業村莊,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社會“鄉村城市化”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顯現。特別要指出的是,工業革命的萌芽正產生于這幾個原工業化地區,工業革命也因此被不少西方學者認為是“鄉村現象”。

工業革命的發生和工業化進程將歐洲文明的發展推向巔峰,與其相聯系的是歐洲乃至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的啟動。在一定意義上,農村的城市化程度成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前兩次工業革命時代歐洲經濟社會繁榮的主要指示器。工業革命前夕,歐洲城市化程度(主要以城市占總人口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并未超過20%,只有個別地區如比利時的佛蘭德爾高于這一指標。而工業革命和工業化使城市人口大增,1851年,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城市化程度超過50%;西歐總體上的城市化程度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的1900年左右達到50%(英國此時超過70%)。20世紀上半葉由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城鄉關系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到了20世紀下半葉,歐洲鄉村環境得到整治,景觀怡人;農村城市化加快,其內涵更多地表現為鄉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城鄉一體化格局形成,城市帶動鄉村成為普遍管理模式。同時,大中城市的郊區農村因城市攤大餅式的擴張而變為新的城區,大城市衛星城也在農村建設,不少城市公司紛紛移向村莊辦公,遠郊農村則出現了新的工業聚落,即使是邊遠地區的鄉村生活也與城市無異,并成為城市人棲息的后花園。到鄉村旅游、觀光、度假、休閑,日益成為歐洲城市居民以及外來游客的時尚。

總之,在歐洲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城鄉關系變化是其重要的一個方面。城鄉間的互動推動了社會進步,而歐洲文明成熟的標志之一就是城鄉差距的縮小。

(作者:劉景華,系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賦稅變遷與歐洲文明

歐洲文明孕育誕生了歐洲賦稅制度,賦稅制度反哺文明母體,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了歐洲歷史的進步。賦稅是國家的命脈,政權的鞏固、機構的運行、軍隊的維持,必以征稅為先為要。

公元5世紀前后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使古羅馬法律文化、日耳曼民主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交流交匯,融入了歐洲文明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識中。受此影響,歐洲各國賦稅制度的演進呈現了一條清晰的路線。傳統學術將西羅馬帝國滅亡以來的歐洲文明史分為中世紀、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如果通過這一分期來認識稅制變遷與歐洲文明的關系,我們會發現,中世紀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這個階段的初期,歐洲文明已經表現出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

5—11世紀,歐洲大陸主要處在法蘭克王國時期,不列顛則處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在這一時期,原始民主得到了承續,國王通常在一定范圍內經一定程序由選舉產生;立法、制稅以及其他重要的國務活動也須與賢人會議等機構協商處理;國王及其王室,已經形成了“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的傳統。

國家形成了,賦稅征收自然提上日程。受文明特質的影響,歐洲各國形成了類似的賦稅制度。而賦稅制度的運行,又進一步催生了議會組織。

賦稅征收涉及義務問題,但更涉及權利問題。所以,國王要征稅,就必須與相關方面協商,征得他們的同意。通常有兩個層次,一是與制稅組織協商,一是與各納稅人協商。而協商就可能遇到否決,協商的層次越多,征稅的難度就越大。協商的結果,就必然形成一定組織,進而推動制度的進步。

議會誕生的意義可從兩個層面進行解讀。一是稅收層面。議會的產生標志著賦稅制度的重大轉變。在此之前,協商對象主要是封建主,此后日趨廣泛,逐漸包括了城市和鄉村的代表,逐漸由封建性轉變為公共性。而普遍性、公共性恰恰是現代稅制的基本特征。與此同時,又形成了賦稅征收的基本依據——賦稅基本理論。在議會產生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貴族會議中多數人的決定并不能約束少數人,因此,文獻中有“出席者的同意不能約束缺席者,多數人的同意不能約束少數人”的表述。議會產生后,情形不同了,出席者的同意可以約束缺席者,多數人的同意可以約束少數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賦稅基本理論形成了。而這一理論一經形成,便表現出強勁的韌力,制約著稅制的運行。根據這一理論,在具體的稅務處理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通常不是國王,而是議會。

第二個層面是促進了議會政治的形成。貴族會議產生前后,國王要征稅都必須說明理由,征得相關組織支持,并進而與納稅人協商,爭取他們同意。由于征稅關涉切身利益,納稅人又在相當程度上控制稅權,國王要求遭拒的事情時有發生。為了改變現狀,英國國王便不時在王宮召見城鄉納稅人代表,以獲得他們同意,這就催生了議會組織。議會形成后,召開方式仍循傳統,貴族會議和城鄉代表分別集會,后來便形成了上、下兩院。在法國,腓力四世為在與教皇斗爭中獲取民眾支持,召開了由高級教士、上層貴族和城市市民代表參加的會議,三級會議由此產生。同時期的尼德蘭,各省區都建立了三級會議,省區之上又有統一的三級會議。在13世紀的伊比利亞半島,卡斯特、阿拉岡等王國也形成了議會組織。后來,兩國與加泰羅尼亞統一為西班牙王國,議會組織及其職責仍循傳統。議會組織誕生后,又很快走出歐洲,隨著殖民統治的發展而傳到美洲。這樣,歐美各主要國家也就大體開始了權力格局的議會化。

議會組織應賦稅征收的實際而產生,所以最初的職責雖涉及司法,但主要是制稅。英國1295年召開議會的目的,即主要為了征收軍費。而在愛德華一世長達30余年的統治期間,議會的召開大都是為了征稅。法國1302年召開三級會議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后來王權趨強,但征稅問題仍必須通過三級會議予以解決。尼德蘭三級會議的職責是審議并批準政府的征稅議案。在卡斯特、阿拉岡、加泰羅尼亞以及統一后的西班牙王國,議會的主要職責也是討論國王征稅要求。隨著稅制的演進,議會的權力進一步擴圍,立法權漸行突出,并由立法擴展到司法領域。英國議會獲得立法、司法權后,甚至可以彈劾國王,自行召開。1327年愛德華二世即遭受彈劾,由溫徹斯特主教起草并宣讀罷免文件《斥國王書》,然后經議會全體成員同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罷免。立法、司法權的獲得,都是在稅權掌控的基礎上實現的。至此便可以認為,議會政治基本上形成了。

綜上所論,如果說議會組織確立了未來歐洲文明的基本走向,那么議會政治便構成了歐洲文明的重要特征。賦稅征收誕生了議會組織,議會組織的發展形成了議會政治。由于議會在歐美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權力、職能、代表產生的方式等都很相似,從這個意義來看歐洲稅制,更利于認識其在歐洲文明演進中的歷史作用。

議會政治形成后,隨著各項制度走向健全,近代早期以迄19世紀的賦稅變遷便突出表現為對稅款的控制和管理,這就是通過預算和審計建立和完善管理體制,以保證稅款用得其所。在我們看來,預算和審計是中世紀稅權控制的邏輯延伸,是稅制和稅權現代化的表現。如果說預算是稅款精準支用的起始,那么,審計就是追求效應最大化的終結。無論是預算還是審計,中世紀都已經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無論是貴族會議還是議會,都會對國王的征稅要求進行分析討論,這一過程中即包括對稅款使用額度的估計,即中世紀的預算,只是有些粗疏而已。與預算相比,審計則要成熟得多,已經形成了相應的機構。由此審視近代以來的預算和審計,可以看出是對中世紀的發展和完善。

(作者:顧鑾齋,天津師范大學2005屆博士畢業生、《歐洲文明進程研究》課題組成員

來源:2018年8月13日 光明日報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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